其国际交易网络的扩张极大地降低了货币交易成本，进而通过正反馈机制形成排他性，强化或夯实其国际货币的核心地位。

第二，香港正面临危险的社会分裂态势。这是未来国际经济基本格局决定的，也是国际货币体系稳定的内在要求。

在自由贸易区内，外资可以获得100%产权，全免公司与个人所得税，并且不限制公司利润的汇出。但是黄金储备的不足也伤害其价值效应并限制其网络效应的进一步拓展。莫斯科也是俄罗斯在欧亚大陆上的重要交通枢纽和金融中心，已建有证券交易所和近千家商业银行，其中60%是外资银行。其核心在于随着力量对比的变化及在亚洲主导地位的变更，人民币将推动美元退出亚洲，并填补其原先的领地，而不是全面替代她。我们在给港府做的决策咨询课题报告（2012）中曾经给出了香港的战略定位和三大战略任务："世界经济重心向亚洲转移的必然趋势和国际金融区域平衡发展的客观要求，赋予了香港重大的时代使命和发展机遇。

第一，美国在关闭黄金窗口后通过牙麦加协议实现了黄金的非货币化。墨西哥维持2.17%不变，巴西则从3.42%下降到2.84%，阿根廷更是从1.1%下降到0.89%。二是自上世纪80年代衍生工具不断涌现、不断复杂化以来，尽管随着科技和服务等非周期性行业在经济结构中权重的增加以及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的改善，使得来自实体经济的风险越来越小，但金融危机却屡屡爆发，而且频率和烈度越来越高。

什么是互联网+？互联网+就是：制造业是1，互联网是0，0只有依附于1才有生命价值。我们应该改变互联网主要在贸易流通领域发力的不均衡、难持续的状态，我们应该防止炒作互联网概念，制造互联网泡沫的现象，把互联网结结实实地加在中国制造之上。我们的政策才不会无的放矢，南辕北辙，我们的政策才会更接近战略目标。然而，国家战略的实现必须依靠方向正确、合理有效的政策来贯彻落实，要靠正确的政策来组织、动员、调动、引导全社会资源服务国家战略，确保国家战略目标顺利实现。

注重价值选择，领悟选择真谛，去末归本，重在放弃。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金融业在上世纪80年代之后逐渐地改变其业务模式，从产业服务模式转变为金融交易模式。

在市场层面往往出现高举为实体经济服务大旗，我行我素，自我服务的情形。二是完善风险管理工具，对冲投资风险，减少市场波动。如前所述，金融是经济体系中的服务中介，是为实体经济配置资源的代理人，最重要的是为经济活动提供简单便捷、低成本、高效率的金融服务，而不是舍简求繁，把金融市场复杂化。但我认为新自由主义不适合我们的国情，不符合我们的价值观，与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相悖。

像金融市场，因为存在着金融中介自我谋利与公众利益相悖的利益冲突，资讯科技与衍生品的发展使得自由市场更容易被操控，系统性风险更容易发生等特点而不同于普通产业，不适合无节制的自由竞争，必须适度管制。对此，我们应该保持清醒的认识，不能盲目跟风。还有一个需要我们中国职业教育高度重视、认真学习之处：为使职业教育内容能够及时跟上社会需要，德国设有专门的职业调查和研究机构，负责跟踪各个行业的发展动态与趋势，以便学校及时调整、更新专业教育内容。张云东，深圳市证监局局长 来源： 上海证券报 进入专题： 新自由主义 中国股市 。

我们的市场承认和保护个人利益，但反对个人利益至上。我们应该要求国有商业银行和其他商业银行切出一定比例的信贷资金专项支持制造业。

调查研究不能仅在机关大院和学术圈内转悠，调查研究一定要深入基层，深入市场，深入实体经济主体，深入实体经济过程，深入产业的上下游、左右邻。我们的政策选择着眼点是广大中小投资者的合法权益、市场秩序、为实体经济配置资源的效率。

四是若有人在股指期货跨市做空，那将更是雪上加霜。中国制造的一个很重要的方面军将长期沦为游击兵团，无法承担为中国制造攻城拔寨的攻坚重任。一、新自由主义不应该是我们的价值观 很久以来，新自由主义在我国影响广泛，相当一部分知识界人士和政府官员奉新自由主义为圭臬。中国制造要的就是这种精神。造成这种状况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虽然经济增速逐步下降，但是利息水平却不断提高，很多行业的资金成本竟高过了净资产收益率。尽管如此，从事实体经济的企业还面临融资难、融资成本居高不下的奇怪现象。

我们应该清醒地认识到，学习德国重点不在比对分析中国制造2025与德国工业4.0的异同，而要像德国人那样把功夫下在对制造业的支持政策上去。步美国之后尘，我国金融业的夸张发展已经本末倒置、喧宾夺主，对实体经济造成了严重危害。

唯此，经济活动才能进入良性循环的轨道。制订政策，首先应该保持清醒的哲学自觉，明确价值取向，理顺政策目标思路，抵制新自由主义思潮诱惑，坚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道路，谨防利益集团游说蛊惑，坚持政策服务国家与人民的整体利益、长远利益的基本原则。

调查研究还应主动征求长期坚持监管一线，经验丰富的专业干部的意见，他们有市场感觉甚至方向感，其意见接地气、有价值，应该重视。金融衍生品不仅和实体经济无关，还会如前文所述制造金融风险，祸害实体经济。

我们的政策应该认真学习、吸取德国的经验。事实上这些理由都是无法成立的。生活性服务业主要是和居民生活相关的餐饮业、住宿业、家政服务业、维修服务业、批发零售业、交通运输业、邮政快递等服务业。按照不同产业、行业和国家战略的关联程度、轻重缓急排序制订政策。

复杂并不是金融市场发达程度的标志，简捷倒应是金融市场的哲学。出现政策漂移的主要原因：一是缺乏哲学的自主与自觉。

三是融资者可能会反方向融券，融券卖空将加速股市下跌。限制金融机构自营交易，禁止金融机构自营衍生品交易。

政策的作用力方向与国家战略 长期以来，我们对政策的作用力方向不够关注。中国经济只能有一个主题，不能各念各的词，各唱各的调，不能有杂音、不和谐音。

一方面政策的目标、利益方向要和国家战略一致、明确。(四)为中国制造培养应用人才。如果我们把这种产业结构调整导致优化的递进称作库兹涅茨化，那么，服务业结构非优化的发展，就可能出现社科院蔡昉所说的产业结构调整过程的逆库兹涅茨化。我想，到那时，中国制造将一定是高品质的代名词，中国的经济将更加健康，祖国将更加繁荣富强。

理性告诉我们，疯牛不是我们要的牛市。另一方面，金融业的超高利润示范效应，阉割了实体产业的创业冲动。

毫无疑问，这是非常正确的价值导向。另一方面我们还应该澄清一些干扰建立制造业强国战略的错误观念。

否则，夸张的规模、炫目的衍生品、贪婪的自营和杠杆交易就一定导致金融异化，背叛其服务实体经济的本原，成为经济系统中的吸血乌贼。哪怕它会损害公众的利益，损害市场秩序，破坏为实体经济配置资源的市场功能，都是合理的，都不能干预，必须任其发展。